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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的苏丹》与《纽约邮报》头条的照片两个案例中，摄影师被质疑的基础在于阅听众期待摄影师改变事件现场的情况。在前者，我们希望凯文卡特能更进一步的帮助那个女孩；在后者，我们希望摄影师在当下先放下相机，而赶去救人。在这两个案例中，阅听众寄予摄影师的期待正是希望摄影师介入现场。

而在瑞典摄影奖的案例中，阅听众的批判则是建构在摄影师凭什么拍摄死者遗体？该名死者是一位父亲的女儿，而这群摄影记者又与这破碎的家庭有什么关系，将一个家庭的悲剧散播出去？在这个情况中，阅听众是暗自期待摄影师先与事件建立某种关联。这张照片若是拍摄于该名死者的家庭或友人，引起的争议就不会太大。

然而，我们重回第一段落我们注意到的私人摄影者与公众媒体的作为传播事件现场讯息的媒介，其所担当的职责：传播事件公告周知，并且合理客观的重现现场。我们认为，摄影记者拍摄的影像与报导可以合理客观的将事件重现给大众，并且合宜的给予阅听众思考与理解的空间。

在这里我们必须将摄影这件事情分解，从中独立拉出所谓的纪实摄影来谈。也就是当我们在探讨摄影的某些定义时，我们采取的分类手段。当摄影与讯息的传播结合，摄影行为本身产生的职志就在于客观的透过照相机重建、还原事件现场的真实。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关注到纪实摄影所强调的客观性，正是站在摄影记者介入现场的对立面。

若我们赋与私人摄影者或者媒体摄影记者摄影权的原因正是在于希望他们如实的传达讯息，那们就必须肯定纪实摄影的客观性，进而理解摄影本身做为情感中继的媒介，而必须将摄影者的人性抽离现场。在这种时候，我们将摄影者视为人并以人性的层面去批判摄影者，基本上是陷摄影者于两难与不义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摄影者举起照相机的当下，摄影者本身就只是独立于事件现场以外，客官关注现场的机器，而应该视这个摄影的物件本身是中立与缺乏感情的。若我们这样处理摄影者与事件现场的关系，就能够简单的理解摄影者的立场，并且无损的接受事件现场的情感。

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摄影者真的可以独立于事件现场以外，当个绝对客观的中介者吗？

我们都知道，摄影一点也不「真」实；
它只是我们用来创造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私密世界的一种真实的假象而已。 – Arnold Newman

摄影有许多领域，而其中有许多是与「真实」八杆子打不着关系的。但单就纪实摄影来说，我们对纪实的基本期待就是还原真相，复原现场，重建真实，客观传播。若连纪实摄影都「一点也不真」，那么摄影是否沦为假客观名义行使的合理的欺骗？在前述中我们曾经提及，事件现场与阅听公众对传统媒体的失望给予了新媒体自由发挥的空间。其中对传统媒体失望的直接原因就是来自于传播媒体失去了客观性，而公众逐渐恐惧这样的媒体所掌握的资源可以假客观公正的权威，行使欺骗与隐瞒的力量。

作为新闻报导的纪实摄影为什么会失去客观性？

这必须分成两部分来谈。第一，前面有说到，若摄影者在事件的现场能够作为中性的物件，超脱于事件现场以外，纯粹作为阅听众的眼睛，冷静的传达事件现场的情感与讯息，那么这个客观性便是存在的。但是作为阅听众与事件现场之间的摄影者终究是人，而非冷酷的机器，从摄影者出现在事件现场的当下就在介入与改变现场的真实。

从意大利摄影师Ruben Salvadori的镜头中，我们可以一窥事件现场镜头之后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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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影片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摄影者在事件现场中出现的突兀以及摄影者本身与事件现场本质格格不入的冲突性。从不加修饰的摄影机动态拍摄的事件现场与静态摄影所拍摄的事件现场做出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传达戏剧性、传达情感张力上的力道是不同的。

摄影者本身的存在在现场就是一种强烈的介入，在这个情形中纪实摄影的客观性是否早已荡然无存？在镜头的注视下，事件现场的发生与演变是否就像在演一出戏码？静态摄影所建构的画面是摄影师等待的，是被摄者表演的，是被安排与被淘汰的一连串选择后的结果，而这个最后产出的成果再被媒体制作成客观的事实用以传播。

从这个角度下去谈的话，既然一开始摄影者就在干扰这个现场，介入了事件发生的情况，而摄影者本身作为一个人又该如何抽离自身的人性？面对悲剧性的事件现场，已经足已被视为容于当下情境的当事人的摄影者是否则无旁贷？纪实摄影的客观性是否只是逃避现实的借口？

我选择拍什么并不重要。某些特定的地点总会成为拍照的好借口，可是你只看得见你本来就想看见的，也就是在那特定时刻反射你心中的东西。 – George Tice

在第二个部分中，我们要谈到在纪实摄影里面发生的后制情况。在事件现场发生的当下，摄影者介入现场的手段包括：构图、镜头焦段效果的选择、拍摄的角度等。这些都会改变静态摄影作品传达情绪的力道，改变了事件现场传递到阅听众眼前的真实。而在拍摄之后，到传递之前，中间仍然会经过一段后制的程序。

Photo: Paul Hansen
上图为参赛作品，下图为当初登在报纸的照片

上图是2013年2月获得第56届新闻摄影比赛年度图片奖的摄影作品。从上面这张对比图可以看出，拍摄纪实摄影的摄影者在后期程序中，持续介入现场的情况。摄影者透过对影像色调、光影细节的安排，可以重新建构事件现场当下的环境因素与气氛，从而传达透过摄影者私人的感情后，被处理的情绪。

该张作品备受质疑后，摄影比赛所做出的回应是这样：「当目标是为了美学上的追求，我不认为这有任何问题？这就好比记者在文章里一开始会写：乌鸦盘旋在战场……」。评审们认为，这样的后期调整并不是为了隐瞒，并无遮蔽任何事实。但不可回避的是，摄影者虽没有隐瞒事情，却强化了某些不存在的事情。这个画面它足够戏剧了，但我要做的正是必须让他更戏剧一点！

纪实摄影的客观性因此被消解了，但假若我们站在这个基准上继续深入去讨​​论下去，那就会发生一个窘况：我们再也无法相信，也无法取得事件现场的真相。尽管我们鼓励群众应该主动参与实际的事件现场，但在现实的实践上毕竟是窒碍难行的。若我们不能相信影像传递的真实，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我们曾经以为的有图有真相被打破了，这个世界在我们面前突然显得模糊不清，一切显得主观与充满特定的意图。

最后我们只能相信我们所选择相信的。而纪实摄影的客观性永远只能处在一个紧张的平衡当中，他所体现的实际上是相对客观的真实，而非绝对的真实。

我竟然会愚蠢到相信它很简单。我曾误认了树木与汽车的外观，以及真实的人们。甚至以为照片中所拍到物象的样貌，就是所谓的真实。然而，令人忧郁的真相是－我永远无法拍到真实，只会失败。

我仅仅是个映像，拍摄着其他在映像之中的映像。去拍摄真实等于什么也没拍。 – Duane Michals

俯角拍摄与选择抗争者呼喊的拍摄时机，体现摄影者有意图的建立抗争者被压迫与奋起反抗的情绪

仰角拍摄代表公权力的警察，在于拍摄者意图营造公政府居高临下打压的立场

经过淘汰的照片，选择相对较沉重、肃穆的现场​​呈现。事实上在整个事件现场长时间的过程中，不可能全程都是如此严重的气氛。主持人念错的时候都可能引起笑声，但静态摄影会忽略这种时机，或者有拍摄到这样的画面却选择不刊登。这样的手段都是摄影者为了传达该事件严肃性的介入过程。

Via Fliper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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