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很多人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几本厚厚的影集，里面的照片可能已经有些许泛黄，甚至不乏早期黑白的影像。那时，人们郑重地拍摄每一张照片，并虔诚地等着他们被洗印出来后，夹入影集里的适当位置，然后珍藏，或传阅。

而数码时代迅速改变了如此纪念时光的模式，一根数据线，或者一个读卡器，我们的照片在1分钟之内便可上传到网上，供众人欣赏。胶片时代，渐成回忆。但也有一群人，还在默默与之相伴相守，本文的主人公陈亚军便是其中一个。

在沙坪坝三峡广场，陈亚军的修相机铺子已经开了34年。陈师傅介绍，这家铺子的前身，是隶属于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沙龙摄影器材冲印公司，同时，也是当时老牌国产相机海鸥、华蓥的特约维修部。于是成全了他与胶片相机相伴一生的故事。

陈师傅接触到相机比同龄人早了很多，“我的母亲当时就是在照相馆修照片的，每天去照相馆玩耍，东摸摸西看看，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吧。”于是，在一个相机还是稀有物件的年代，陈师傅对相机的喜爱已经渐渐浓烈。17岁时，他来到冲印公司做学徒，随后，进入了现在的这家相机维修部。

修相机自然是一门技术活儿，不过，用陈师傅自己的话说，“手不累，心累。”虽然经过了几个月的专业学习，但相机精密的做工，不断更新的型号，让修完一部相机成为一件破费心力的事情。“老式相机的维修，需要一块块拆下来检测，具体是哪一个零件出了问题。像一台海鸥相机，就有1000多个零件，具体到一个小部件也至少有几十个零件，这就十分考验耐心了。”

每天，陈师傅需要至少修六七台相机才能保证盈利，而遇到较棘手的问题，修好一台相机需要耗上好几天，于是下班后，回到大学城的家中继续修，也是常有的事。或许也正因如此，早年和陈师傅一同学艺的同学已经差不多都离开了这个行当，或下海经商当了富翁，或进入学校成为教授，而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成了他的坚守。

在陈师傅所在的不到十平方米的铺子里，两张堆满了工具和零部件的桌子，三排摆满了各式相机的货架，伴着一盏悬于半空的白光吊灯，一晃已过去了三十多年。铺子里装不下空调，夏天也只能依靠一把小风扇和借助隔壁商场不时飘出的冷气度日。

他的修理工具也很简单，放大镜，小钳子、镊子，甚至还有用夹核桃的工具改装的小夹子，用于固定零件。可能是源于老一辈的逻辑，“实用为上”，没有所谓先进的维修机器，但陈师傅的手艺却是好评如潮。

“希望这家的老师傅永远不退休，永远把（相机）尸体起死回生。”一位顾客在陈师傅的网店中如是写到。还有人把陈师傅称作相机界的华佗，陈师傅付之哈哈一笑，不以为意。

事实上，很多人在修好相机后，也只是作为珍藏，真正再使用的少之又少。“胶片相机确实具有很强的收藏价值。”陈师傅说，和数码相机相比，胶片相机的一个特点是，不会坏，即使过去上百年，依然可以稍经修补调试继续使用。还有很多来修相机的年轻人曾告诉他，喜欢听钢片碰撞的“嗒嗒”声，“很美妙，我也喜欢。”

陈师傅也爱收藏相机，从四十年代开始到近代的相机，他自己陆陆续续收集到数十台。这些相机的外型与如今的相机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让人看了感觉新奇不已。比如他所收藏的年代最久远的相机，是一部德国产的皮腔折叠式照相机，生产时间在二战之前，这部相机收缩起来的时候像个扁扁的长方体盒子，镜头是隐藏在相机里面的，弹出来后的样子有点像手风琴。“皮箱机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携带。”陈师傅解释到。

而喜欢玩摄影的朋友熟知的另一种双镜反光的老相机，拥有一大一小两个镜头，也是陈师傅收藏的一大类型。与单镜反光相机(即单反相机)不同，这种相机操作繁琐，携带也不方便，逐渐被摄影爱好者所遗弃，但是这种相机的成像质量则是单反所不能比拟的，在收藏者中颇受欢迎。

陈师傅店内的藏品里，还有不少上世纪生产的国产相机，品牌命名也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如海鸥、长城、红梅、华蓥、珠江等。在陈师傅看来，每一部相机就如同国产相机的编年史，“国内最早的相机是海鸥，它最早叫上海牌，到80年代，他的单机产量是全亚洲最高的。长江牌产于50年代末的重庆，是重庆本土最早的品牌，是仿当时的苏联相机制造……”他将相机们用塑料纸袋细细地包装起来放在橱窗里，这是他的爱物，同时，也记载着他的青春。

陈师傅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但并不愿继承父亲的事业，“他有他的想法，我尊重他，做这一行也确实不容易。”陈师傅放下手中的活计，叹了口气，“只是，可能真的这行就要失传了。”在重庆，维修老式胶片相机的仅剩陈师傅一家。他的接件也大多是通过网店从全国各地快递而来，重庆本地来修的已经很少很少。只有这间小小的相机铺子，还在城市的一角，默默坚守……

NikonFM2

50mm F1.4 AIS

Lucky SH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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