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时候，对面的人忽然问我，如果再也不用去上班了，你最想做什么？

我愣住了。

筷子悬在半空，不是在思考答案，而是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答案。

我居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是没有时间想，是我连想的能力都丢了。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像被人从脑子里整片整片地删掉了，干净得不留一点痕迹，连回收站都是空的。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已经不会做梦了。

那些关于未来的、关于远方的、关于"如果有一天"的梦。

它在我的心里死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死的，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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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回想自己是从哪一天开始变成这样的。

可是记忆里没有那样一个具体的分界线。没有某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决定从此不再做梦。它是慢慢的，像墙面的漆皮在潮湿中一点一点剥落，掉在地上也听不见声响，等你注意到的时候，整面墙已经斑驳到不成样子。

每天早上七点，闹钟准时把我从四个多小时的睡眠中拽出来。洗漱，出门，地铁。早高峰的车厢是一个密封的罐头，所有人都低着头看手机，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没有表情。我举起手抓住横杆，在人群的摇晃中闭上眼，有时候会在这段路上再偷二十分钟的觉。

到公司，工位，屏幕，邮件，会议，外卖。下午的阳光永远照不进格子间的深处，日光灯的白光从早亮到晚。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发现天已经黑了，不知道是六点的黑还是九点的黑。

加班到深夜回到家，电费已经开始执行半价了。

躺在床上，明天又是一模一样的循环。

我像一颗齿轮，被咬合在一台巨大机器的某个角落里，日夜不停地转。每个齿轮都不能坏，因为一旦有一个齿轮停转，整台机器就会发出刺耳的噪声。所以我不能停下来。我没有资格停下来。

可是齿轮转久了，棱角就被磨平了。

磨平的棱角里，有一样东西叫作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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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时候，我想成为一个拍遍世界每一条街道的人。

手握相机，把所有那些一闪即逝的瞬间从时间的河流里打捞出来。

我们都一样，都曾经是那样一个少年，心里装着一整个世界，觉得所有的远方都在等我，所有的故事都会和我有关。

后来的事情，大概和所有人都差不多。在社会机器的流水线上，我们都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站稳了，就再也不会挪动。曾经觉得不可忍受的日子，忍着忍着就习惯了。

相机还在，只是被塞进了柜子最深处。胶卷也在，放在冰箱里，忘了有效期。

我变成了一个让十七岁的自己一定会讨厌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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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忙碌是杀死理想的元凶，可是我觉得不是。

忙碌只是表象。真正致命的，是在忙碌中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做梦的能力。

这两件事是不同的。一个人可以很忙，但心里还有一团火；一个人也可以很闲，可是心已经凉了。前者是身体的疲惫，后者是某种更深层的熄灭。

我属于后者。

从理想主义者坠入务实主义者，中间没有万丈深渊，没有惊天巨响。只有日复一日的闹钟声，只有月复一月的工资条，只有年复一年的出租屋。

一个人没有了梦，同时也就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这句话听起来像廉价的警句，可是真到了自己身上才知道，它描述的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生理反应，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街上还是那些人，可是所有的色彩都褪了一个度，所有的声音都隔了一层膜。

我拍了这么多年照片，镜头里记录过那么多陌生人的面孔，可我自己的面孔，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照片里了。

我不想看见自己现在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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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没有想过改变。

深夜走在空旷的马路上，这种念头几乎每一次都会冒出来。辞掉工作吧。拿起相机，去拍想拍的东西，走想走的路。管他什么五险一金，管他什么职业规划，十七岁的时候不也是什么都没有就敢往前冲吗？

可是念头刚冒出来，就被现实一盆冷水浇灭了。

房租下个月就到期了。信用卡还有没还完的账。手机上的账单提醒永远比早安问候来得更准时。这个城市的物价不会因为你有一个摄影梦就给你打折。

连活都费劲，怎么去谈生活。

也许到了这个年纪，确实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说走就走，义无反顾。心中的顾虑太多太重，每一个都像绑在脚踝上的铅块，想要迈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抬不动腿。

最可悲的是，我身后空无一人。没有人替我兜底，没有人在我倒下的时候扶我一把。我不能生病，不能失业，不能停下来，不能出任何差错。我像走在一根绷紧的钢丝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甚至不被允许往下看一眼。

我知道自己早就该做出改变了，也许我心里的决定早就定下了，只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开始的方式。

该怎么走，我不知道。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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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戴上耳机。

我抬起头，看见路灯下有飞虫在打转，看见便利店的玻璃窗里映出我的轮廓，看见一个遛狗的老人和我擦肩而过，他对我笑了一下。

很奇怪，那一瞬间，我忽然听见了风的声音。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开始。也许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夜晚里一段普通的步行。

梦或许不会立刻回来。但我想，它大概是从一个人重新愿意抬头开始的。

从愿意慢一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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